我家曾是那个年代保持着某些城市生活习惯的农村人

szchen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是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与其生长环境、父母的影响、家庭的熏陶、生活的磨砺、所受的教育、时代的烙印、个性的塑造、价值观的形成、道德情操等因素无不关联。生活习惯的表现往往是不经意的，在普通日常生活中，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为人处事、家庭生活，无不体现着。
    我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下放农村的。我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城市人，随着我父亲来到我父亲老家那贫瘠的黄陂山村。1960年至1962年我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大批有着为国分担困难、思想先进的城市干部职工响应“精减下放，支持农业第一线”的号召，积极报名下放农村，我家就是其中一份子。当地政府承诺：“现在国家经济困难，敲锣打鼓送你们下农村去，过几年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了，再敲锣打鼓接你们回城”。
    当时农村生活条件很差，住的是土砖房，吃水去水塘挑，照明点煤油灯，连买火柴、油盐等生活用品都要去很远的集镇，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吃的粗糠、野菜，穿的是土布土衣，干的是重体力农活。对于曾长期在城市生活过的人来说，短期过这种日子可以咬牙挺过，若长此以往这样生活下去，没有坚强的心理素质，坚韧的毅力，能吃苦耐劳的决心，谈何容易！然而现实是严峻的，岁月是无情的！从不适应到慢慢适应，一个三年过去了，又一个三年过去了，随着当地政府当年承诺|“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再敲锣打鼓接你们回城”的希望化为泡影，随着日转星移，从满腔热情到无奈、无助，昔日的城市人被磨炼成了农民。数不清的日子里，披星戴月挑土修水库，头顶烈日汗如雨下下田插秧，迎着凛洌刺骨的寒风上山砍柴，从细皮肤娈成了粗皮肤。从满头黑发变成了满头白发。
    虽早已与当地农民打成了一片，但不经意中还尚留有一些城市人的生活习惯。六、七十年代黄陂当地农民仍不刷牙，只有像作家路遥《人生》小说中高家林那样去县城上过高中的农村知识青年刷牙，或像与高家林谈恋爱学着试图改变自己的刘巧珍那样的少数农村青年学着刷牙，而我全家却一直保持着刷牙的习惯，每天清晨，我们一家三口人在家门口刷牙，是全村唯一的一家。那时候我家也是村里唯一用酱油和醋作调料，唯一会用杆面杖杆一张张饺子皮包饺子的家庭。记得我带一个同学来家里，他吃了我母亲用酱油、醋作调料的面条，他赞不绝口说你妈煮的面条就象餐馆的面条！我们村受我家的影响，家家户户也渐渐用酱油和醋作调料，学着包饺子，在当时的农村实属不多见。我上小学时是全校极绝无仅有穿毛线衣的学生。有一位女老师曾惊讶地问我，你的毛衣织得这么好，是谁织的？我骄傲地回答是我妈亲手织的！从此她对我刮目相看。我小学三年级时，我父母就要求我写日记，我家是农村为数不多检查孩子作业的家庭。每次母亲去汉口回来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她会给我带回计多连环画书和我喜欢的玩具枪、剑等。那个时候物质非常匮乏，当时我家也是我村唯一有手表和有拉链旅行袋的家庭，村干部到县城开会，曾借用过我家的手表，村里人去汉口走亲戚，都会来我家借用旅行袋。农村人上厕所大多用旧书报解决，而我家一直是使用草纸的。我上大学期间与同寝室一个同学从武昌骑自行车到我家，他看到我家摆放的草纸感慨地说，几十年了，看得出来你家还保留着一些城市人的生活习惯！
    这些生活细节虽然不能说明什么，但能折射出生活习惯！人的生活习惯会受条件、环境、时间的影响改变，但骨子根的东西往往难以改变，会或多或少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或表现出来。也可能正因为我有着和农村孩子相同和不相同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经历和认知，也可能成为后来恢复高考我有幸成为了全村第一个走出山里的大学生的因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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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一下过来人。那几年，黄陂是遭了水灾，旱灾还是蝗虫?

道法自然

城市文明影响逐步改变农村习惯.

西湖飞雪69

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的，就是现在人的文明素质都还不够拿来说!

杨铭志

实话实说，简略质朴，符合当年实际情况。作为新一代人了解过去的岁月来说，很有可读性。另校正一下：“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主要指1959年至1961年，不是1960年至1962年，下放动员和实施也是1960年至1961年中期。我也是那时随母亲下放回老家的，后来为了“跳出农门”走向城市，我选择了从军之路，转弯抹角确实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人有幼稚期，执政者也有幼稚的年代，国家发展也有个过程，那都叫做“年代”。社会发展“天一半人一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些事有人为的错误因素，但也不好完全怨天尤人，“天有云人亦有运”，过去了就过去了，过来了就过来了，就算幸运。事物按规律随形势而转变，政策也是按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随时代而不断改变，逐步完善的，现在城市的人想回农村上户口也是不能随便允许的。

杨铭志

填写到答案里 发表于 2016-10-3 14:48
打听一下过来人。那几年，黄陂是遭了水灾，旱灾还是蝗虫?

主要是指1959——1961年夏秋季南方连续三年大旱灾，那时我们属于生产方式依然落后的农业大国，也就是俗话说的“靠天收”，到1962年那年风调雨顺，粮食作物丰收了方才缓解。59年和60年夏天我们小孩到田野里去玩，会看到水田晒干裂开的大口子，小孩打赤脚一不小心就会把小脚丫子掉进裂开的口子里面去，弄不好就会崴了脚。旱灾到来之初期往往也伴随有大面积蝗虫灾害，灾害面积之普遍，损失之巨大，危及全国人民惨受饥荒，食不果腹，人们把当地的树叶树皮野菜能吃的都吃光了，少数饿极了的人也吃过“观音土”——就是那么一种白色的比较软和的泥巴，确实饿死了许多人，故称为全国性大灾难。但也决不是那些别有用心故意攻击党和政府的人刻意夸大的“饿死几千万人”，那个数据是凭空捏造所以也是不符合实际统计资料的。那时东北三省高粱包谷等旱作物收成还可以，他们支援了南方；国家备战粮库也有一定程度的开仓调拨，简称“救灾放粮”。为了保障国家级和国防科技研究人员及在校大学生（五十、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国家出资，保障供给的）能基本吃饱，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云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开会商议研究，或用电话与粮食管理有关部门领导人商议“调拨”或者“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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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一个人，但是一些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以为心里始终有一个标杆，我就是不同于周围的人，保持了固有的习惯，终有一天会回到我应该有的生活中的